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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-01-11 16:06:54 阅读量:4215

皇家国际娱乐总公司|村干部成杀人犯?平反后难以偿还的沉重

皇家国际娱乐总公司,原题为《难以偿还的沉重:阜阳五人案平反后》

中共十八大以来,诸多刑事错案获得纠正,作为后续的国家赔偿以及责任追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。对于冤民来说,无罪并不是终点。国家赔偿作为一种事后补偿机制,不可能依靠其解决制度的顽疾,但客观上确实能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。更重要的是,国家赔偿的作用发挥得好,能抚平社会创伤,为受屈者斩断孽缘,指向新前程。

张云的家门前,拉起一条横幅“祝贺张云同志无罪释放,沉冤昭雪”。在回村的那天,乡亲们请了锣鼓队来庆祝。15年前,阜阳市王庄村村民张云与邻村的张虎、张达发、许文海、吴敬新被认定犯有谋杀罪判处重刑。五人中最轻的吴敬新被关押8年,最重的张云则被关押16年。

2015年7月,五人案在宿州中院重审,五人得以证据不足改判无罪,16年冤屈得以昭雪。当年10月,安徽高院作出决定,五人获得总共483.5万元的国家赔偿,其中,372.7万元为人身自由赔偿金,其余110余万元为精神损害抚慰金。五人均表示,对赔偿结果不满,将上诉到最高法院。

走出监狱,回到村里的五人,面对的是陌生的村庄、破碎的家庭和自己无法弥补的人生。无论赔偿最终有多少,都很难弥补冤狱对其中每个人的伤害。

[阜阳五人案当事人。左起:许文海、张虎、吴敬新、张云、张达发。]

村干部成了杀人犯

1996年,一位17岁少女在外出为家人取照片的路上被人用手扼颈造成窒息死亡。案发后,当地公安局一直没有抓到凶手,直到1999年,一位新到任的公安局长再次捡起此案,却将张云等五人抓捕。

1996年的命案在阜阳王庄村周边流传很广,而张云等五人都是当地村干部或乡镇企业家,审判五人成为了当时远近闻名的大事。张云家一位后辈张启回忆,当时五人案件的第一次开庭,庭审大概有一万多人,会场被围得水泄不通。张启当时还只上小学五年级,但也和大人一起到场观看。

作为当事人的许文海清晰地记得,庭审那天,当地电视台悉数到场,四台摄像机架在审判庭拍摄,但拍着拍着便撤走了。那时正是他们五个被告发言。他们一开始便否认作出的口供的内容,坚持口供中的一切都是在刑讯逼供下被迫承认的。他们一个个扒开衣服将自己身上的伤痕当庭亮出,但电视台的摄像机却毫不理会。

张启初中毕业后开始关注张云等五人的案件,从初中课本里知道中国的法院是两审终审制,但奇怪为什么这个案子审了六次呢?后来逐渐看了案件卷宗和从相关人那里了解到,案子缺乏证据,仅凭口供定罪,而口供都是几位被告称的刑讯逼供下被迫作出的。案件上诉到高院,检察院起诉要求是死刑和无期,而高院最终判处五人无期到十三年有期徒刑不等。

“高院判的是按照疑罪从轻,这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。”尽管是张云的表亲,张启也是村里少有除五人家庭外真正了解五人案件和家庭状况的人。在他看来,100多万元的赔偿款实在很难弥补多年的冤狱使这些家庭遭受的苦难。

“农村还和城里不一样。像我们家里人还知道这个案子的情况,出去你给人解释说没有证据啊,他们不听这一套,他们就一句话你就没法和他们争辩下去了。他们就说,这王庄村几千口人都不抓,为啥偏偏就抓你呢?他们这几个都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,村里的议论很多,在村里人潜移默化的意识中就形成了他们是杀人犯的印象,直到最近得以平反,这种印象才好一些。”张启说。

在被捕以前的1999年,五人大约三十七八岁的年纪,在村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张云是村里的治保主任、村委副主席,阜南县人大代表;吴敬新是另一个村的副村长;张达发是村民组组长;而许文海则是治安主任、民兵营长、副村长。张虎、张达发都还有自己的乡镇企业。那还是中国乡镇企业兴旺的时代。

张虎身材魁梧,声音沉重,眉头紧成一把铁锁。讲到案件中被刑讯逼供的过程,总是激动不已。只有讲到曾经的工厂和生意,眉头才有少许松开。他的公司曾在当地经营土石方工程,注册资金有185万元,还拥有一座预制板厂、一座空心砖厂、两座药厂,组建的建筑施工队刚刚开始起步承担建筑工程,同时还做一些贩运煤炭的生意。

“那时候生意相当好,市里下了表彰、先进企业个人、先进企业,每一年都有荣誉证书。”

作为当地的致富先锋,张虎被镇里聘请为企业办公室主任。京九铁路经过阜阳,张虎还承包了4.8公里的土石方工程。

“以前跟在我后面做建筑的人,现在个个都身家几个亿了。再看我们现在,什么都没有。”

多一些农村人朴质的张达发,还惦记着在被捕时自己十多万元的欠条。当时自己的欠条被公安搜走,案件平反后张达发再去公安局追问这些欠条,却被告知早已不知所踪,自己十多万元的债权也没法再去追回。在被捕前张达发也曾经营砖厂,曾经雇佣当地60多人。“那时候一年能挣10万块钱,抵现在100万。那时候的钱好挣,一天给人家10多块钱老乡就愿意来干。”

然而在被捕后,五人的家人将一切精力和财力都倾注在打官司上,工厂没人照料,雇的人也纷纷遣散。几年后,五个家庭从当时村里的富裕、先进家庭,沦为经济困难户。

“我们这里有个传统,叫‘屈死冤死不告状’,你告状跟官斗是打不赢的,谁家里也没那个经济实力。”张达发说。

但冤屈临头,还是要申。申冤的路仿佛深渊中一条没有尽头的隧道。2003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,五人还被关押在看守所时,家人找到23名全国人大代表提议案喊冤,但仍然石沉大海。

刑期相对短的张达发、吴敬新、许文海早先出狱后,还背负着杀人罪的重担,申诉上访成为了他们最主要的职业,闲暇时给家里带带小孩。“我们坚信,只要是共产党的天下,我们终会洗清我们的冤屈。”

“17年,我们家一直坚持上访。上访中睡在马路边,睡在天桥下面。我就想,我这一辈子申不了这个冤,也要叫我的子孙后代继续给我申。我不能背着这个骂名啊。”张达发说。

然而十几年来,申诉仍然石沉大海,直到2015年安徽省高院院长张坚开始关注此案,才得以让五人获得平反。

回忆起多年的申诉,许文海向《凤凰周刊》记者算了一笔账,“人大、省高院、省检察院、省政府、公安厅,这几个方面我们这几年跑了有150趟。到合肥一趟加油就要400块钱,还要再加过路过桥费。找律师诉讼费、车旅费。你找律师总得给人吃饭吧,贵的吃不起,一般的一顿也要个几百块。上北京找人大代表帮你办事,你吃饭住宿没人帮你出。人家不要钱帮你办事,你总得给人家吃个饭吧。”但五人所得到的国家赔偿中,除了人身自由损害与精神抚慰金以外,没有对五人多年申诉的花费提供任何补偿。

他追问道:“我们胜诉了,我们无罪了。但十几年来我们申诉上访,跑的路费、律师费,没有一个承担的人?都不归他们赔偿?这样合理吗?”

[2015年7月17日,张云在自己入狱前的家中,拉开久违的窗帘,顿时,阳光撒向室内。 ]

追责维艰

在高院改判无罪后,五人中的“主犯”,被判刑最重的张云终于回到自己阔别16年的家。堂屋里仍然挂着其当年当选第十一届阜阳县人大代表的证书、儿子在学校参加劳动实践的奖状、一幅“奋发拼搏”四个字的书法、一幅“忍”字的书法,还有一张世界地图。四合院外的门口,对联挂着“出门求财财到手,在家创业业尽成”,横批“幸福之家”。

回到家的张云,曾暂时在老房子住了一段时间。由于老房子没有通煤气,只有靠柴火取暖烧饭,结果还引发一次房屋失火。而里面的一间卧室,因为常年失修,已经变成了危房。后来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,张云一家凑钱修了今天住的一套房。这是一栋两层按农村标准面积不大的小楼。走入苍蝇飞舞的客厅,能看见两间卧房的房门和一个通向二楼的楼梯。房里陈设简单,一件旧沙发就是客厅里最显眼的摆设。

“我们这边娶媳妇一个儿子就得一套房子,彩礼除外起码一套房才能够娶得了媳妇,一套房子起码得要三间房。他两个儿子现在一共才两间房。运气也是比较好,人家两个媳妇都不计较。现在他们一家十口人挤这样的两间房。”张启在张云出狱后时常会来帮帮叔叔。

张云似乎不善言谈,眼睛眯成一条缝,更多是听着同案难友的倾诉,许久才谈起自己家的情况。作为在监狱中服刑时间最长的他,出狱后数月似乎也还没有适应外面的世界。“现在自己说话前面说了后面忘,刚刚做的事,一会儿自己便想不起了。”

张启告诉《凤凰周刊》,回到家四五个月,叔叔张云一直没有学会怎么开家里的电视机,怎么选台。为了让记忆力下降的叔叔记着开电视,张启还特意画了一幅如何开电视机的示意图,让张云一目了然先按什么键再按什么键。现在张云仍然每次看电视,都要看着示意图一步一步地开,更不用说电脑、网络、智能手机。

“与世隔绝了这么久,100万给他了他都不知道怎么花。以前在家的时候,脑子比他好使的没有几个,现在连个电视机都打不开。”张启感叹说。

张云在监狱中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,在监狱里血压最高曾达到200多,但监狱中条件有限,始终无法得到及时的治疗。出狱后,张云到本地三甲医院检查,医生认为就是因为在狱中得不到治疗引起的心脏病房颤。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动手术,这将是一笔十几万元的费用。但张启告诉《凤凰周刊》,对于这些疾病所带来的医疗费用,高院却态度很明确,只赔偿人身自由和精神损害,认为这些医疗费用不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。而现今张云家庭经济状况堪忧,已经在借钱度日,如果要面临手术,则将面临更沉重的经济负担。

张达发称,在被关押期间肩膀患上了严重的风湿,度日如年。张达发不想死在看守所,否则以后无人申冤,他只能自救:夏天水泥地被晒到四五十度,他把膝盖跪在水泥地上烫,作为治疗方法。如今一到冬天,肩膀上的风湿还会折磨他。

比起赔偿,五人更多地谈到追责。想起当年办案的专案组还曾荣立集体二等功,张虎抑制不住心中的怨愤。而其家里为了申冤不仅承受多年的重担,还要面临维稳的打压。冤案受到伤害的远远不止于蒙冤的当事人。

“不向违法办案人员追责,我们誓不罢休”,是五人共同的态度。赔偿多少钱不是第一位的,第一位的仍是追责。但据张启透露,与之前的申诉相比,追责之路仿佛更难,似乎已经走进了一条死胡同。

当地公安部门在无罪判决中,并未提及公安机关有刑讯逼供行为。他们不承认有刑讯逼供行为,更拒绝承担因刑讯逼供导致的五人人身伤害。

代理此案的余鸿飞律师告诉《凤凰周刊》,案件的庭审过程中,当事人从不供到乱供再到统一口供,这一变化说明可能存在刑讯逼供。但要证明刑讯逼供所带来的伤也面临难题。时间已经过去17年,五人再去做司法鉴定时,没法证明身上的伤便是十七八年前刑讯逼供时候留下的。年代久远,伤口都愈合了。

在五人的赔偿决定书中,裁决要求责任部门通过赔礼道歉,消除影响。而五人则反映,至今他们并未收到相关部门的道歉,“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”。

截至《凤凰周刊》发稿,据余鸿飞介绍,安徽高院已经有人到阜阳当地进行协调,希望通过司法救济的方式,为五人再提供一些生活补助,以弥补现有国家赔偿法的不足。

(应受访者要求,张启为化名)

记者/李克难

本文刊载于《凤凰周刊》2016年第4期总第569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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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匿名   2020-01-11 16:06:54